當然，我們必須承認腓尼基人對人類語言文字的貢獻，他們根據古埃及象形文字而有簡單實用的字母文字發明——這裡有極富天才的創造性，腓尼基字母是地中海文明圈的其他拼音字母乃至印度語系字母的源頭。

墨子说，事实果真和那几个弟子看到的不一样。墨子的几个弟子去见耕柱，受到耕柱的款待，但是款待的并不丰盛，于是这几个弟子见到墨子说，老师，耕柱子在楚国，受到的待遇很不好。

关于墨家的误解，有学者认为，墨家组织严密，墨家弟子在外做官，要把做官的俸禄拿出来交给墨子。试想，如果墨子是贱人，如何得到这些书呢？尤其是各诸侯国的春秋史书。而子不欲我见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譬若药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顺其疾，岂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哉？故虽贱人也，上比之农，下比之药，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尝闻汤之说乎？昔者汤将往见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问曰：‘君将何之？汤曰：‘将往见伊尹。同样，前面墨子与穆贺就贱人之所为不用的辩论，不证明墨子是贱人。

子墨子南游于楚，见楚献惠王，献惠王以老辞，使穆贺见子墨子。所以，把墨子自立墨学的原因归于反儒礼的厚葬，说墨子学过孔子之术，就说不通了。与之相对的，清末以至民初，中国知识界始终存在着子学复兴的潜流与冲动（需要指出的是，子学之子，乃诸子百家之子，非经史子集之子）。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甚至上博简战国楚竹书中的一篇《鬼神之明》的残文，就其学派划分问题，竟有三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有认为是《墨子》佚文的，有认为是墨家后学的，有认为是儒家辟墨的。胡怀琛在《墨子续辨》以墨子推崇火葬，试图证明墨子节俭轻死的行事为人风格同印度佛教徒若何符节。胡怀琛以《墨子·耕柱》中之说书为佛教徒讲经，并谓儒家道家等诸子皆无说书遗传而墨家独有，因此可证墨子为印度佛教徒。

秦国转弱为强非商鞅变法，实为墨者功劳。墨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偏统、支流，本身不具备和儒家一样的文化当量，历来不为人所重视。

除了传世文献《墨子》一书以外，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任何特别有利于支撑新墨学研究的出土文献，而收录于《吕氏春秋》《汉书》《淮南子》等典外文献的只言片语，多属墨家通识性资料，价值有限。彼时贵族把持社会阶层的流通管道，平民无由上达，故倡尚贤。草创而未明的新墨学如何与当代文化中的各家显学互动。墨者入秦助秦，为国史一大事因缘，是大一统帝国的隐秘先声。

牟宗三后来在批评胡适的墨学研究时，认为其以《墨经》中有限的光学、逻辑学、几何学知识，来接引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以验证西学在中国古已有之，西学和墨学若合符节，十分肤浅。非攻又须以兼爱易之，是为方法论，故倡兼爱。对于墨学源于尧舜、夏禹或史佚史角的看法，方授楚认为皆别家所述，非墨子自道，不足为据。则视墨家如光彩炫目之彗星，乍视而终不复见，俨同神迹矣——弊在割裂墨学源流与传承之间的关系，以为墨学经过秦火和汉武一教独尊之后，早已形神俱灭，于后世中国传统文化全无影响，乃死掉的传统、死掉的文本， 博物馆化是其历史命运。

墨家的兼爱非攻就是中国特色的普世价值，是最中国也是最普世的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历万代而常新。从逻辑推演的角度出发的辨正。

这涉及到比较研究的基本范式和方法论问题。然墨学果能救国耶？果不能耶？ 方授楚《墨学源流》中多次提及的胡适、梁启超，皆是民国新文化运动的健将。

故墨子以前无墨学，墨子诚为墨学开山始祖。方授楚有感时人于墨学有所蔽，发愤而作《墨学源流》，凡两卷十五章，显白墨家微言大义，接续墨学千年道统，足可资后代一窥民国墨研成就之格局，亦可资当下新国学、新墨学的创新发明。黄老之术盛极汉世，彼时墨学已亡，郑氏但引老言未及墨论，始有此失。淮南王刘安时仍有墨者，其后踪迹莫得其详。《墨子·天志》篇有云：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墨者星汉拱于北，响应风从，化若偃草。

某为墨学后进，少时幸得闻《墨学源流》而记焉，曰：子墨子兼爱以行为本，忧患必与民同。若推自其它阶级，如贵族、君王，则非善法。

至于墨家西入秦国一事，学界历来存疑。又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

梁启超在胡适的基础上又增一条，认为墨家之道违背人性，墨子虽能独任，天下人难行。由于儒家文化的衰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支流和小群的墨家就被知识分子重新发掘出来，用以比附和对接西方先进文化——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称为子学复兴的时代，蒙尘千年的墨家思想一度得到重视。

《书》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然而远有吕祖谦、朱熹，近有梁漱溟、吴虞和新墨家学人，均怀疑大同非为孔孟遗传，反似老聃、墨翟之论。七年之后，时任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研究员的彭永捷又发表了《现代新墨家的文化解读》。方授楚的《墨学源流》就是这样一枚种子。

学人多勇于天马行空的疑古和发明，疏于谨严笃实的考据辨析，正是有所明、有所见、而弊亦随之。彼时学人，致力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能够与西方民主与科学精神若合符节的资源。

方授楚认为墨学之流传中断于四因：自身矛盾、理想过高、组织破坏、拥秦嫌疑。《墨子.非儒》对孔某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几乎是凡儒家支持的，墨家就反对。

注释： 1.参胡适：《中国哲学史》，第250-253页。墨学中绝的过程乃渐而非顿，于今已成学术界的共识。

来源：墨教Mohsim公众平台（mojiaocn)。方授楚认为大同非源于老聃道家，实乃郑玄注礼引老子言，后世扩而充之方有此论。又树赏善罚恶的天帝鬼神以加添智识别水平不甚高之庶民的意志，以增其勇，故倡天志、明鬼。自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四月首发于沪上中华书局，尔来七十又九年矣。

从事对两种经典文本或者两种文化传统的比较研究，原则上应该同异并存，有两种情况：一是相互比较的两者其相同点已被普遍认识，而其差异还有待发掘。即便是在今天，相比从事儒学研究的学术群体而言，像方授楚这样对墨学进行专题性研究的学者，并不算多数。

同时若曰墨家敌不过历史进化的规律，何以其不亡于庄孟荀韩百家争鸣之时，而亡于儒家取得一教独尊的地位之后。不仅如此，墨翟伟大的人格精神亦为历代所敬仰，甚至作为墨家论敌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和道家代表人物庄子，都不得不承认他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

当代墨学复兴应当发挥想象力，哪怕先作为思想实验，从旧思想中开掘新资源。该书系统探讨墨学诸核心价值与关键问题，辨正墨学发展史上诸误解和谜团，熔义理发微与拨乱反正于一炉，值得治墨学者一再研读、思考。